暑假作業-讀書心得
1.台灣早期留學歐美的醫界人士
2.護理的信心
透過作者蔡幸娥的用心描寫，以及鍾信心的典範呈現，才領悟到台灣護理史的重要。
鍾信心的家族，過去在淡水是望族，她的大伯母鍾亞妹，是當年馬偕第一位客家籍門生；而她的父親鍾天枝，則與偕叡廉熟稔，後來成為淡水教會第一位牧師。以鍾信心父母家庭的地位，還有鍾家對她的愛護與支持，她先後受教於淡水女子公學校、淡水女學院、日本聖路加女子專門學校，可說是非常順利與特別。
就當時的台灣女孩而言，公學校畢業仍然能夠繼續就學，已屬不易。在當時學習護理的同輩之間，公學校或高小畢業的，一些用功的女孩就直接考進台北的看護婦養成所，接受殖民體制下的看護婦初等教育。但是鍾信心還讀完四年有優良長老教會傳統的淡水女學院，然後以近乎信仰的態度，遠赴殖民母國，進入有西方女子教育傳統的聖路加接受護理的高等教育。
日治時期，大家「崇尚醫師」，所謂的「第一醫生、第二賣冰」，因此去內地是讀醫、或起碼讀牙醫。但是在一個很特殊的親情因緣中，鍾信心執著於讀護理，而且學得很深入而周全，遂使她能夠在日後的台灣護理界開創地位。
留學會如此重要，部分原因在於台灣當時的看護婦養成所教育，就如同台灣的助產婦養成所，是看護婦與助產士在台灣所能學習到的最高階段，但是這個階段，就日本內地的護理教育而言，只是護理的初等教育而已。不同於當時男生有機會進入台北帝大、甚至拿博士，女生如果不到內地求學，在台灣就只能進入初等的「養成所」。因比，鍾信心在日本聖路加的三年半教育，在台灣護理界中就可說是首屈一指了。
關於台灣殖民教育中的這種殖民與性別的雙重歧視，蔡幸娥在《護理的信心》一書中，委婉道來，有不錯的整理與分析。
話說回來，雖然鍾信心在日本的護理教育十分重要，她與陳翠玉、尹喜妹等所帶領出來的台灣護理史，卻同時還要負擔兩種原罪。一、無論護理學得多好，護理不是獨立的學術，只是幫忙醫師，甚至只是德日傳統下的「服從命令、完成醫囑」。二、無論在看護婦中如何受尊重，這種女性專業的身份地位，因為護理教育的長期受忽視與低位階性，比她同輩男性醫師的身份，一直要低不少。
所以，即使日本的聖路加專門學校有大專的水準，但畢業生仍沒有大學學士學位，這是日本本身的性別歧視；同時，即使戰後國民黨政府開始成立高級護理職業學校，超越了戰前「養成所」的位階，而鍾信心也成為最年輕的校長，三十歲就主持台南護理高職，但是她仍然得再進修，在三十八歲才在美國拿到護理的學士學位，回國後，才擔任台大護理學系助教。之後，在四十三歲，鍾信心再努力完成美國的護理碩士學位，回台後，才擔任了台大護理系的講師職。
當鍾信心於淡水女學院十六歲畢業時，就學業而言，我想她是走在當時許多同輩的台灣男生前面的，但當所謂「高等教育」一來，從殖民的戰前，到白色恐怖的戰後，即使像鍾信心的這種條件與努力，她與同輩男生的落差，就似乎是越來越大了。在這裡，鍾信心個人的情況，與我前面提到的日治台灣殖民教育的「性別歧視」傳統，是互相呼應的。
一九七二年，四十九歲的鍾信心升任台大護理系副教授，同時接掌護理系系主任（護理系第一位台灣人主任）以及台大醫院護理部主任。鍾信心說：「我覺得我『躲』在人家後面夠久了，而且也覺得時間到了。」這真是從坎坷與不平走來的護理史，多麼的委婉與謹慎啊！
在種種背景下，蔡幸娥著、鍾信心與王秀紅總校閱的《護理的信心》一書，不只是一本傳記而已，因為隨著鍾信心所「走過的台灣歷史的足跡」（此書副標題），正是那「從忽視與不平走來的」台灣護理史縮影。
2.護理的信心
透過作者蔡幸娥的用心描寫，以及鍾信心的典範呈現，才領悟到台灣護理史的重要。
鍾信心的家族，過去在淡水是望族，她的大伯母鍾亞妹，是當年馬偕第一位客家籍門生；而她的父親鍾天枝，則與偕叡廉熟稔，後來成為淡水教會第一位牧師。以鍾信心父母家庭的地位，還有鍾家對她的愛護與支持，她先後受教於淡水女子公學校、淡水女學院、日本聖路加女子專門學校，可說是非常順利與特別。
就當時的台灣女孩而言，公學校畢業仍然能夠繼續就學，已屬不易。在當時學習護理的同輩之間，公學校或高小畢業的，一些用功的女孩就直接考進台北的看護婦養成所，接受殖民體制下的看護婦初等教育。但是鍾信心還讀完四年有優良長老教會傳統的淡水女學院，然後以近乎信仰的態度，遠赴殖民母國，進入有西方女子教育傳統的聖路加接受護理的高等教育。
日治時期，大家「崇尚醫師」，所謂的「第一醫生、第二賣冰」，因此去內地是讀醫、或起碼讀牙醫。但是在一個很特殊的親情因緣中，鍾信心執著於讀護理，而且學得很深入而周全，遂使她能夠在日後的台灣護理界開創地位。
留學會如此重要，部分原因在於台灣當時的看護婦養成所教育，就如同台灣的助產婦養成所，是看護婦與助產士在台灣所能學習到的最高階段，但是這個階段，就日本內地的護理教育而言，只是護理的初等教育而已。不同於當時男生有機會進入台北帝大、甚至拿博士，女生如果不到內地求學，在台灣就只能進入初等的「養成所」。因比，鍾信心在日本聖路加的三年半教育，在台灣護理界中就可說是首屈一指了。
關於台灣殖民教育中的這種殖民與性別的雙重歧視，蔡幸娥在《護理的信心》一書中，委婉道來，有不錯的整理與分析。
話說回來，雖然鍾信心在日本的護理教育十分重要，她與陳翠玉、尹喜妹等所帶領出來的台灣護理史，卻同時還要負擔兩種原罪。一、無論護理學得多好，護理不是獨立的學術，只是幫忙醫師，甚至只是德日傳統下的「服從命令、完成醫囑」。二、無論在看護婦中如何受尊重，這種女性專業的身份地位，因為護理教育的長期受忽視與低位階性，比她同輩男性醫師的身份，一直要低不少。
所以，即使日本的聖路加專門學校有大專的水準，但畢業生仍沒有大學學士學位，這是日本本身的性別歧視；同時，即使戰後國民黨政府開始成立高級護理職業學校，超越了戰前「養成所」的位階，而鍾信心也成為最年輕的校長，三十歲就主持台南護理高職，但是她仍然得再進修，在三十八歲才在美國拿到護理的學士學位，回國後，才擔任台大護理學系助教。之後，在四十三歲，鍾信心再努力完成美國的護理碩士學位，回台後，才擔任了台大護理系的講師職。
當鍾信心於淡水女學院十六歲畢業時，就學業而言，我想她是走在當時許多同輩的台灣男生前面的，但當所謂「高等教育」一來，從殖民的戰前，到白色恐怖的戰後，即使像鍾信心的這種條件與努力，她與同輩男生的落差，就似乎是越來越大了。在這裡，鍾信心個人的情況，與我前面提到的日治台灣殖民教育的「性別歧視」傳統，是互相呼應的。
一九七二年，四十九歲的鍾信心升任台大護理系副教授，同時接掌護理系系主任（護理系第一位台灣人主任）以及台大醫院護理部主任。鍾信心說：「我覺得我『躲』在人家後面夠久了，而且也覺得時間到了。」這真是從坎坷與不平走來的護理史，多麼的委婉與謹慎啊！
在種種背景下，蔡幸娥著、鍾信心與王秀紅總校閱的《護理的信心》一書，不只是一本傳記而已，因為隨著鍾信心所「走過的台灣歷史的足跡」（此書副標題），正是那「從忽視與不平走來的」台灣護理史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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