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國手的教練

阿信出生於台灣日治時期1899年,是個台灣台北人,生父在她五歲時過世,母親將她送給一位牧師當童養媳，但她卻自己從大龍峒走回萬華母親家,這樣的事情發生了兩次之後,領養人放棄領養,母親也只好將她留在身邊,後來母親再嫁,繼父對她仍疼愛有加,母親要幫她纏足繼父不忍她半夜痛苦哀號,央求她母親別再幫她纏足,阿信六歲時上私塾學習漢文,由於記性好一個月就背完三字經。八歲時到「大稻程公學校」唸書學日文,由於她的眼睛又圓又大,同學就為她取一個外號叫「大目仔」。同學中女生只有兩個其餘都是男生,常受男生的欺負,其中一個女孩子被欺負得不敢再來上學,最後只剩下阿信一個女生。學校的日本老師非常疼愛阿信,為免於阿信放學路上受男童學欺負常常親自送她回家。
十二歲進入基督教創立的台灣第一所女子中學「淡水女學校」（台灣北部長老教會女學堂）,是第一屆的學生,也是全校最小的學生,但物理、數學及英文都學的很好。十八歲畢業時，學校加拿大籍女老師建議阿信到日本醫校進修。母親起先反對,覺得女孩子自己一人到遙遠的異地太危險恐怕會惹來一些閒言閒語,鄰居也反對覺得女孩子念那麼多書幹嘛。但阿信仍執意要去,「別人越反對越激起她的決心,非達目的不肯罷休。」當時留日的台灣學生只有一百多名,其中女生只有兩、三個。第一次參加留日台灣同學會竟然找不到半個女同學全部都是男生,眾人目光灼灼令阿信非常羞赧。但也因為這個機會阿信認識了幾位後來參與台灣民族運動的熱血青年,其中有一位叫彭華英,後來回台灣後經蔣渭水的媒說成為阿信的丈夫。阿信學成回台當天許多台灣記者前來基隆港,採訪這台灣第一位日本科班出身的女醫師。隔天報紙斗大的標題寫著「萬綠叢中一點紅」來形容這位女醫師,有的標題寫著「華陀再世,見面病除」。連她從日本穿回台灣的衣服不久也有幾家成衣店仿做出售,甚至在街上流行了起來。
阿信的專長是婦科,但當時的大醫院一時沒缺她便先到一位眼科醫師那裡實習。眼科醫師給她上的第一課是要她先帶眼罩躺在床上三天,當作自己是失明的人體會眼疾病人的痛苦與不便。所以第一堂課她所學習到的是「同理心」與「同情心」。對她日後行醫有深遠的影響。後來在台中開業,醫院名為「清信醫院」,丈夫協助財物行政事宜,收費原則是：富者多收,貧者少收,赤貧免費,赤貧的產婦生完小孩之後，還免費贈送兩套嬰兒衫和幾罐鷹煉乳。然而這些受恩惠的窮人常常就拿自己家裡種的菜或養的雞、鴨等送給阿信以示謝意。醫院附設「清信產婆學校,每半年招收30個學生,每期一年食宿在醫院。如此每年畢業60個學生,不到幾年便有二、三百個受過專業訓練的產婆遍佈全台灣。蔣渭水過世後同時台灣知識分子反日運動受挫,阿信先生開始與酒肉朋友混日子。同時有人笑他不自己獨自創業卻在家幫老婆,他的自尊信嚴重受創兩人感情日漸疏遠。後來因日本警察不斷跟蹤,彭華英於是遠赴中國,不久認識一京劇花旦就與阿信結束關係。1937年日本開始對外發動侵略戰爭,台灣被捲入情勢逐漸危急,因許多人怕女兒學醫之後被日本人徵調戰場,產婆學校學生越來越少醫院經營越來越不穩定,因此阿信決定把醫院和學校收起,後來經由日本前往美國遊學,曾在哈佛大學等著名學府的醫學院研究。之後阿信接受加拿大基督教長老會婦女傳教協會的邀請前往加拿大訪問,因太平洋戰爭爆發返台受阻,就職於當地聖文生醫院因具有日僑身分加國政府委派前往史羅肯日僑集中營擔任住營醫師。值到二次世界大戰結樹他才回台。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阿信對國民政府治理下的台灣深感失望,之後阿信與英裔加藉的吉卜生牧師在台結婚,四年後便離台與吉卜生牧師在加拿大溫哥華定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