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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翠玉有許多的「台灣第一」紀錄，她留學日本聖路加女子專校、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美國波士頓大學，歷任日治下台灣總督府技正、台北保健館護理部主任，ROC 治下的台大醫院護理部主任，台大護校校長，籌設台大醫學院護理系，又奉聘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 (WHO) 擔任護理行政顧問，長年派駐中南美各國。退休後，又投入海外風起雲湧的台灣建國運動，籌組婦女台灣民主運動組織，率先以實際行動讓美國政府在台美人之美國護照上的出生地註記為 Formosa，可謂是海外台灣正名運動的始祖與實踐先鋒。

但她英姿煥發、充滿自信的台灣歲月卻不敵國民黨政府的官場惡勢力，由於她是台灣人，所以不能當頭頭，即使當了頭頭，也要被千方百計拱下台；又由於她堅守台灣女性的尊嚴與骨氣，拒由政工系統牽線去當蔣介石的御用國際交際花，讓她在國府嚴密監控下遭軟禁 3年。更可嘆的是，流亡海外20 多年，由於台灣事工，竟讓她從以往台灣護理界的當紅明星列名國民黨的黑名單，她鮭魚般迂迴半個地球，千辛萬苦返抵國門，最後卻被醫死在台灣故土的病床上。陳翠玉女士除了培育大量的台灣護理人才之外，她也是台灣護理教育現代化的重要推手。要了解陳女士對台灣護理教育現代化的貢獻，就必需從台灣的護理發展史說起。台灣接受西方醫療科技的傳入，源起於英國長老教會的醫療宣教，而最早在台灣擔任醫療照護工作的就是具有護士資格的女宣教師，這些來自歐美的西方護士「姑娘」不僅提供醫療照護，並且訓練在地的台灣護士，這就是台灣護士的起源。這一個時期的台灣護士，因為受教於基督教宣教師，所以普遍擁有奉獻、質樸與付出的精神。這種精神在當時是與普世的護士價值完全接軌的。
西元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中國戰敗將臺灣割讓給日本，展開了長達五十年的日治時期。日本在台灣的護理訓練雖然從一八九八年開始，可是最初十年僅止於訓練在台的日本護士，一直到一九零七年才在台北病院「看護婦養成所」開放台籍女性接受訓練。當時護士學生所有的養成教育都是在醫院裡完成，但是師資不是由專業的護理人員負責，而是由醫院的醫師來擔任。由於受訓的護士生在醫院的地位僅高於雜役人員，對任何人都要保持尊敬，於是養成了她們日後擔任正式護士時也是唯唯諾諾的習慣。再加上日治時期的護士必須替醫生「刷衣服、擦皮鞋」，這種先侍奉醫生再服侍病人的惡習，不但破壞護士制度的精神，也造成了護士的自卑感。這一種現象，在整個日治時期都沒有得到改善。
陳翠玉女士一九四八年自加拿大學成返台後，受聘為剛成立不久的台大醫院護理部主任，她廢止日式的壓抑性護理，重新引進英美式的現代護理，大刀闊斧地革新了台大醫院的護理制度，同時也大幅提升護士在醫院的地位，因而造就了今日台灣多元發展的專業護士制度[2]。這一段改革的經歷，或許就是陳翠玉女士對台灣護理界最大的貢獻。也因為如此，在陳女士辭世十七年之後的二零零五年，隸屬於行政院衛生署的台灣醫療史料文件中心將陳翠玉女士推選為台灣三位護理界的典範之一。